在今天看来，马克思所说的“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一句话不应该理解为：当时工业较发达的国家所具有的一切——从器物、制度到文化理念，都可以拷贝到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至少，资本主义国家的所有弊端——从机制的不可持续到道义的阙如、文化的颓废，都是应当被抛弃的。在剥离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弊端之后，现代性文明的基本特征依然存在

　　19世纪中期的马克思，已经具备现代化的世界眼光。这体现在他对历史事件的观察分析中，包括对中国问题的观察。

　　马克思在1853年发表的《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一文中，对清王朝治下的中国作了描述和预测：“清王朝的声威一遇到不列颠的枪炮就扫地以尽，天朝帝国万世长存的迷信受到了致命的打击，野蛮的、闭关自守的、与文明世界隔绝的状态被打破了。”

　　他指出，英国的大炮破坏了中国皇帝的威权，迫使天朝帝国与地上的世界接触。“与外界完全隔绝曾是保存旧中国的首要条件，而当这种隔绝状态在英国的努力之下被暴力所打破的时候，接踵而来的必然是解体的过程，正如小心保存在密闭棺木里的木乃伊一接触新鲜空气便必然要解体一样。”

　　马克思的相关评述，可以说揭示了鸦片战争后中国的走向：第一，确认当时的中国处在闭关自守的状态；第二，清王朝失败于“不列颠的枪炮”，即现代化装备；第三，只要接触到新鲜空气，旧中国体制必然要解体。也就是说，中国的传统文明必定会选择转型为现代化文明。这就是马克思对中国现代化的牵引。他不是出于一种主观的想象，而是基于世界历史时代的大趋势。

　　对中国民众来说，“不列颠的枪炮”带来了痛苦和耻辱。可对清王朝来说，这是传统体制的撒手锏，是革命到来的钟声。充满现代化情怀的马克思认为，只要遭遇新的生产力，传统的旧社会必然解体。

　　李卜克内西回忆：19世纪50年代初，马克思嘲笑欧洲得胜的反动势力，它们幻想革命已被窒息，而没有想到自然科学正在准备一次新的革命。“蒸汽大王在前一世纪中翻转了整个世界，现在它的统治已到末日；另外一种更大的无比的革命力量——电力的火花将取而代之。”

　　接着，马克思异常兴奋地告诉李卜克内西，几天前伦敦瑞琴特街上展览出一个牵引火车的电力机车的模型：“现在问题已经解决了，这件事的后果是不可估计的。经济革命之后一定要跟着政治革命，因为后者只是前者的表现而已。”

　　工业革命开创了新的现代性文明，现代化也就是现代性的实现过程。到了19世纪60年代，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言中作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论断：“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美国出版的《国际社会科学百科全书》（1968年版）刊载的“现代化”条目，一开始就引用马克思的这句话作为阐释现代化含义的第一根据。

　　近代以来，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的接受，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基于其对中国现代化前途的确认。

　　建党之前，李大钊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中指出：“18世纪以前的社会，政治和宗教的势力比经济的势力强。所谓社会势力从经济上袭来的很少……譬如南美土人，只伸出一张口，只等面包树、咖啡树给他吃喝，所以他们只有宗教的感谢，没有经济的竞争。到了英国产业革命后的机械生产时代，人类脱离自然而独立，达到自营自给的经济生活，社会情形为之一变……有了这种环境，才造成了马氏的唯物史观；有了这种经济现象，才反映以成马氏的学说主义。”

　　20世纪后期，世界社会主义事业经历了挫折。但就是凭着对现代化的引领，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价值并没有消退。以色列学者尤瓦尔·赫拉利在其畅销全球的《未来简史》中，就不在乎苏联东欧崩溃的事实，依然公允地肯定了马克思的现代性思想之价值。

　　赫拉利认为，19世纪有远见的人，不会是马赫迪、庇护九世或洪秀全，而是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并不是因为社会人文主义哲学优于基督教神学等，而是因为马克思、列宁没有忙碌于研读古代经典，而是努力地理解当代的科技和经济现实。他们研究了蒸汽机如何运作、煤矿如何经营、铁路如何塑造经济，以及电力如何影响政治。

　　“马克思等人了解新的科技现实及人类的新体验，因此能够针对工业社会的新问题提出切中要点的答案，也能提出原创的想法，告诉众人如何从前所未有的机会中得利。”

　　赫拉利指出，为了一个美丽新世界，社会主义打造了一个美丽新愿景，承诺以科技与经济为工具。于是，这成了历史上第一个科技主义，也改变了意识形态话语的基础。

　　在马克思之前，“人们定义和区分彼此的标准是对上帝的看法”，而不是生产方式。在马克思之后，比起关于灵魂和来世的辩论，科技与经济结构问题更为重要。在20世纪下半叶，生产方式成为热议的主题，让人类几乎忘了自己的存在。“即使是最严词批评马克思和列宁的人，也接受了他们对历史和社会的基本态度，更仔细地思考科技和生产。”

　　赫拉利拿马克思与马赫迪、庇护九世或洪秀全等人进行比较，焦点就是马克思对现代性的引领。倘若20世纪的中国没有选择马克思主义，可以说也就不会开始中国式现代化道路。

　　当然，在今天看来，马克思所说的“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一句话不应该理解为：当时工业较发达的国家所具有的一切——从器物、制度到文化理念，都可以拷贝到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至少，资本主义国家的所有弊端——从机制的不可持续到道义的阙如、文化的颓废，都是应当被抛弃的。《共产党宣言》的批判性恰恰针对于此。

　　在剥离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弊端之后，现代性文明的基本特征依然存在，“完全不意味着社会退回到中世纪的诗情画意中去”。正是在这一点上，正是在中国不会完全显示西方国家的现代化特征这一点上，中国式现代化的特殊意义得以进一步显示出世界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