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庆祥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在理论和实践上的一个重大创新突破，就是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针对并为破解西方中心论的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所谓西方中心论的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总体上是围绕“线性道路”“单数文明”“民族优越”“天赋人权”“社会进化”“理性尺度”“开化使命”“美丽神话”“唯一哲学”等建构起来的。），当今特别需要立足于中国式现代化，从“历史方位”“根本问题”“哲学根基”“分析方法”“核心理念”“体系主干”“体系支干”“原创贡献”等方面，建构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基于大历史观分析框架，本文着重从哲学上探究“中国式现代化及其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究竟是如何成功创造和建构起来的”这一重大问题。

　　一、从对西方现代化潮流冲击的被动防御到主动应对

　　现代化运动和潮流是自西方启蒙运动，尤其是西方工业革命开启的。工业革命、市场经济、资本逻辑和政治民主等，是西方开启现代化运动的标志性符号。马克思、恩格斯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等著作，揭示了西方现代化运动和潮流开启的内在机理。《德意志意识形态》主要揭示、分析和阐述了生产力、资本、世界市场、普遍交往（世界交往）所开辟的世界历史，使地域性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共产党宣言》主要揭示、分析和阐述了生产工具、大工业、世界市场、世界交往“创造出一个世界”（《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１卷，第404页），一个具有“统一性”的世界。埃里克·沃尔夫认为：“我们中间许多人甚至开始认为西方世界拥有一个系谱，就像古希腊孕育了古罗马；古罗马孕育了基督教欧洲；基督教欧洲孕育了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以及随之出现的政治民主和工业革命。而工业夹杂着民主，反过来催生了象征生命、自由与追逐幸福权利的美国。”（转引自鲍登，第280-281页）西方开启的现代化运动和潮流极大推动了生产力发展和人类文明发展，促进地方历史、民族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马克思、恩格斯指出：“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１卷，第405页）弗洛姆认为：“近一百年来，西方世界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这是人类历史上任何一个社会都没有获得过的。”（弗洛姆，第１页）然而，在西方现代化发展历程中，却逐渐导致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对立、先发现代化国家和后发现代化国家的对立，导致人和自然的疏离、人和社会的疏离、人和人的疏离、人的身心疏离。西方现代化演进的逻辑，是从启蒙现代性、经典现代性、经资本现代性批判和反思现代性，最后走向后现代主义。

　　“现代性”的共同点是具有强烈的历史意识和时间意识。“启蒙现代性”呈现在启蒙运动历史时期，诞生于资本主义工业化初期，其根基是人的主体性、理性和个人自由，其核心是理性逻辑。它以人的主体性反对“神性”，以理性反对蒙昧，以个人自由反对宗教禁锢，在摆脱“神性”且培育“人的独立性”上发挥了历史进步作用。启蒙现代性在高扬理性主义的同时，也使理性走向膨胀，使经验理性超验化，使有限理性无限化，使属人理性实体化。

　　“经典现代性”呈现于资本主义工业化时期，是对18世纪工业革命以来西方国家现代化进程，即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理论阐释，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是其体现。它扬弃启蒙现代性的理性和自由，立足现代工业文明阐释现代性。经典现代性以理性人为起点，以合理性为目标（具有语言、认识和行为能力的人获得和使用知识，获取物质财富），它使理性日益工具化、世俗化和物化，成为工具理性和世俗理性。线性历史观、物质主义至上的单向度发展观、自由主义和工具理性是其鲜明标识，理性逻辑和物化逻辑是其内核。经典现代性强调现代化模式的唯一性和普遍性，认为后发国家实现现代化须遵循它所设定的现代化模式。这就为“特殊”披上“普遍”的外衣，蕴含西方中心论的基因。

　　马克思从资本批判和理性批判展开“资本现代性批判”。资本批判主要是对资本占有劳动并具有控制社会权力的资本逻辑的批判；理性批判主要是遏制理性主义膨胀，矫正工具理性和科技理性。马克思所处的资本主义社会及其现代性基础，是资本扩张的逻辑。资本是处在特定社会关系中的物，具有独立性和个性，是统治社会的力量，成为资本主义社会的“最后本体”“终极实在”“最高主宰”，具有万物归一的最高统一性和终极解释性，把整个社会和人都卷入资本主导逻辑之中，受资本“同一性”和“总体性”控制。资本具有投资、经营、扩张、统治、寄生的本性，具有增殖、掠夺、操纵、功利和恶的基因，这种本性和基因内生出的线性历史观、单向度发展观、理性主义和自由主义，是为资本主导逻辑辩护的，同时也作为资本形而上学，与注重“同一性”的理性形而上学“结盟”，是理性形而上学的“一”在资本主义社会的集中体现。马克思毕生的使命就是从根本上瓦解资本逻辑、颠覆理性形而上学，实现社会主义和人在思想、现实中的双重解放。它的实质就是对经典现代性的批判和超越，由资本逻辑走向人本逻辑。

　　“反思现代性”则注重对经典现代性及其负效应的反思、批判和修正，实质是重建西方现代社会新的现代性。“后现代主义”产生于后工业社会，从哲学上关切信息社会的现代性问题，注重对以理性为基础的现代性的全面颠覆。后现代主义走向经典现代性的反题即多元逻辑，其哲学标志就是从整体上终结理性形而上学，颠覆机械决定论世界观，构建新的哲学范式及其逻辑，即否定理性、超验性、一元性、统一性、整体性、线性、精确性、普遍性、连续性、决定论、可控性、均衡性、永恒性和宏大叙事，注重感性、经验性、多元性、独特性、个体性、多线性、不确定性、差异性、断裂性、非决定论、批判精神、非均衡性、突变性和微观叙事。概言之，它告别启蒙运动关于人性解放、唯心主义关于精神目的论、历史主义关于意义阐释的神话，告别注重主体、本质和中心的世界观，坚持注重感性、“多元论”和“非决定论”的世界观，本质上是对“不确定时代”的概括，一定意义上开始动摇“西方中心论”的哲学根基。

　　现代化运动作为一种世界潮流，把各国卷入其中，追求现代化成为世界各国面临的共同命运，中国亦不例外。“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１卷，第405页）西方一些现代化理论以“传统－现代”为解释框架看待先发现代化国家和后发现代化国家之间的关系，强调在实现现代化问题上，后发国家必须依附于先发国家，其中蕴含着“西方中心论”的逻辑。西方现代化潮流对清朝末年的中国产生强烈冲击，也加速了晚清的没落。面对冲击，中国开始一次次具有被动防御性的回应。

　　第一次回应是洋务运动，主要是“器物”层面对西方现代化的回应。当时西方的洋枪洋炮打开了中国大门，以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为主要代表，强调引进西方的武器装备，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兴办洋务，办军用企业和钢铁工业，生产洋枪洋炮和舰船。与之相应，也产生其理论主张，即张之洞强调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洋务运动在性质上是晚清内部部分官僚为了挽救封建统治，从武器装备和科学技术等器物层面向西方学习的自救自强的改革运动。它的历史进步意义在于冲破封建主义封闭保守的狭隘眼界，打破重农轻商的历史传统，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近代中国生产力的发展，也促使了国防的近代化，使中国人初步具有了现代化意识。它的消极影响在于为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封建主义的勾结提供了条件。这也是导致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的根本原因之一。它表明：晚清官僚承担不了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历史重任。

　　第二次回应是戊戌变法，主要是“制度”层面对西方现代化的回应。以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为主要代表。戊戌变法在性质上是资产阶级改良的爱国救亡的政治运动，其目的是用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教育等制度来取代封建专制的政治体制、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从制度层面推进中国现代化。它的积极作用在于推动了晚清政府的自我改革，推动知识分子由维新向革命转化，使其成为革命党人，推动了辛亥革命的到来，也从制度上推动了中国现代化。它的消极作用在于不敢否定封建专制，对帝国主义抱有幻想。百日维新最终以失败而告终，其根本原因在于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封建专制守旧势力的顽固性，强大的封建守旧势力极力反对变法。这表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没有代表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的强有力的先进政治组织，没有广大人民群众支持，仅依靠资产阶级自上而下的改良道路来实现中国现代化，是行不通的。

　　第三次回应是“五四”运动，主要是“文化”层面对西方现代化的回应。主要代表人物有陈独秀、李大钊、蔡元培、胡适等。“五四”运动是一场以青年学生为主，广大群众、市民、工商人士等阶层共同参与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爱国运动，也称“新文化运动”。它的目的就是在工人阶级领导下，向西方学习科学和民主，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统治。它的积极意义是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创造了条件，为推进中国现代化提供了思想文化基础。它的消极影响是隔断了中华文化传统。“五四”运动前后，在中国思想文化界，在如何应对西方现代化冲击问题上，争论较为激烈。归结起来，主要有五种路线和观点：完全接纳西方化、现代化；完全拒绝西方化、现代化；可以西方化但不能现代化；接受现代化但不能西方化；在现代化进程中，起飞阶段可以吸收西方文化中的许多因素，在现代化加快发展阶段，西方化的比率要下降，本土文化应获得复兴和伸张。“五四”运动表明：解决中国现代化问题，最为关键的，一是必须有正确的科学思想引领，二是必须有强有力的领导组织力量。

　　第四次回应是中国共产党诞生及其对道路的探寻。这种回应，首要在“文化”层面，积极主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具有先进思想引领；更有“领导组织”层面，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产生了中国共产党，具有先进组织领导；还建立起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同“中国道路”的本质联系，从根本上积极探寻解决中国问题的中国道路。探索中国现代化道路的重任，历史地落在中国共产党身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历史进程，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最为实质的就是中国共产党从根本上找到一条能解决中国问题的现代化道路。道路探寻是贯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一条根本主线。毛泽东指出：“应该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探索在我们国家里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了。”（《毛泽东年谱》第２卷，第550页）中国共产党诞生，对中国实现现代化具有开天辟地的历史转折意义。它一改过去中国对西方现代化潮流冲击的被动防御性回应为积极主动性应对，从指导思想、领导力量、中国道路三个根本方面掌握了历史主动，使中国不断开辟了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进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为实现现代化创造了根本社会条件，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逐步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其中，道路问题，就成为我们党搞革命、搞建设、搞改革的最根本问题。（参见习近平，2019年）这一时期我国对现代化道路的探索和实践所形成的最大成果，就凝练为“走自己的路”。这表明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实现现代化问题上开始掌握历史主动。

　　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党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为现代化建设奠定根本政治前提和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同时，为解决中国经济落后问题，周恩来明确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毛泽东提出以苏为鉴、独立自主地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这是中国共产党执政以后治理国家，对中国实现现代化第一次作出较为全面的战略性思考和主动性谋划，影响深远。

　　作为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一个历史分期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其主线就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国共产党主动继承发展、推进拓展了“四个现代化”，为追赶世界现代化潮流，建立起了社会主义与现代化的本质联系，积极主动致力于全面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并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由之路，鲜明地把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任务之一，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充满活力的体制保证和快速发展的物质条件。这一时期，西方现代化理论包括狭义现代化理论（20世纪50-60年代兴盛于美国的现代化理论）和广义现代化理论（基于西方工业化和民主化进程，研究因资本主义发展而在欧洲兴起的现代化运动和潮流）对我国产生了影响，其中的“冷战意识形态”“文明开化使命论”“西方优越论”具有意识形态因素。对此，我们党主动提出要防止西方意识形态渗透。这一时期，对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探索和实践所形成的最大成果，就凝练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作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之一，就是积极主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如果说改革开放之初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主要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话，那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所推进的全面深化改革，则主要是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其中提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涉及的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和“本”，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根”和“本”，是全面性的、根本性的，具有“治本”性，其实践意义就是以“制度”更好地“治理”国家，解决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动力机制和平衡机制问题。因而，这实质上是从“治本”意义上主动提出国家治理现代化。从“四个现代化”，经“社会主义现代化”，再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反映和体现的是我国不断实现现代化的历史演进逻辑。总结这一历程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掌握了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根本和主动，那就是党的坚强领导、先进思想引领、选择正确道路和以制度优势治理好国家。

　　二、中国式现代化成功创造和建构的演进逻辑

　　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演进中，中国共产党逐步成功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长期探索和实践基础上，经过十八大以来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突破，我们党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习近平，2022年，第22页）这实质上讲的就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生成逻辑和创造建构逻辑。我们党究竟是如何通过创造性突破从而成功推进拓展中国式现代化的？

　　2021年以来，党的重要文献先后提出“走自己的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中国式现代化”四个重要概念或论断。（参见习近平，2021年，第13-14页）对这四个重要概念或论断的关系，我国理论界还缺乏全面深入探讨。笔者曾认为现在仍强调，从哲学上讲，这四大重要概念或论断是沿着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出场”的，是历史逻辑上步步递进提升，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上不断推进拓展的关系。

　　最早提出的是“走自己的路”。“走自己的路”之关键词是“自己的”。这一论断虽简洁，但具有三大实质意义：一是从“破”上力求破除对西方现代化道路和传统“苏联模式”的路径依赖，为开启走“自己的”路提供前提；二是从“立”上确立中国实现现代化“道路”问题上的“中国自主性”，为走“自己的”路提供自主性基础；三是从“走”上达到认识自觉，即无论“破”还是“立”，都意味着脚下的路坎坷曲折，需要具备守正创新的科学态度和勇毅前行的精神状态。显然，这是一种前提性、基础性的突破，着重体现了中国实现现代化的“自主性”，没有这种“自主性”，中国式现代化便无从谈起。

　　之后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走自己的路”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具体体现。它源于“走自己的路”，同时又推进拓展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赋予“走自己的路”以新的具体内涵：一是把“自己的”转换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我们既走的是“中国特色”之路，要适合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的国情，又走的是“社会主义”道路。二是确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基本内涵。这就是“四个坚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坚持独立自主。换一种表述方式，就是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党的基本路线，坚持独立自主。（参见习近平，2022年，第27页）其中，最值得从学理上关注的，就是“基本路线”和“独立自主”。这意味既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又表达“自主性成长”的意义。三是从基本内涵中提炼出本质内涵，就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人民至上”和“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本经济制度。党的基本路线中有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中有“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最大的优势；也有“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社会主义道路本质上就是创造人民美好生活、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之路（参见《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文件汇编》，第98页），这是“坚持人民至上”的体现。党的基本路线中也有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它们都与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本质相关。四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既要坚定不移又要守正创新。坚定不移，就是坚持道不变、志不改；守正创新，就是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创新），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守正）。（参见习近平，2022年，第27页）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意义重大，它是党和人民在“走自己的路”问题上，历经千辛万苦、付出巨大代价取得的根本成就（参见《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３卷，第13页），在坚持自主性的同时，又赋予、拓展了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内涵”。由“自主性”到“内涵”，就是一种创造性生成、推进和拓展。

　　其后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是从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推进拓展角度讲的，它源于并进一步推进拓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源于”是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本质上就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道路，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就是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走”出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来源和基础。“进一步推进拓展”表明：

　　（１）“中国式”是从“中国特色”创造性地转换、提升出来的。笔者曾讲过，“中国特色”表达的是蕴含中华文化，体现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点，“中国式”则把这种中华文化、中国国情、中国特点提升为一种中国范式，它是相对于西方现代化范式而言的。这是一种更为规范的表述，表达的是世界现代化的一种类型，因而具有类型学意义；它可以与西方现代化处在同一主题上进行平等对话，因而具有对话传播意义；它表明在世界现代化进程中“有我”的存在及其世界意义，能增强我们在现代化问题上的自信。

　　（２）“现代化”是从“社会主义”转换、凝练出来的。西方曾经质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国家资本主义、权贵资本主义等，否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现代化的本质联系。针对这种质疑，我们申明并澄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本质上就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根本道路。既然如此，就可直接使用中国式“现代化”这一话语，并建立起“中国式现代化”与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本质联系。中国式现代化首要是社会主义现代化，从应然性来讲，它区别于又高于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因为它既要克服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历史弊端，又在注重减少改革开放之初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所出现的代价。显然，“现代化”既是更为明确地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确定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也是为了突出现代化。

　　（３）“新”在一定场景和语境有其独立存在的价值。笔者曾经对此作过系统阐述，认为这里的“新”是相对于三方面而言的。（参见韩庆祥）一是相对于西方现代化而言的“新”，它为人类实现现代化开辟出一种新的范式或类型，打破了那种把现代化完全等于西方化的迷思，也努力克服西方现代化的代价。二是相对于我国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而言的与时俱进意义上的“新”。“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是在改革开放之初所讲的“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基础上推进拓展出来的。邓小平明确提出：“要在本世纪内实现四个现代化，把我国建成一个社会主义强国，这是一个非常艰巨的任务。过去搞民主革命，要适合中国情况，走毛泽东同志开辟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现在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63页）他还指出：我们叫中国式的现代化，就是把标准放低一点，目标是小康社会，“这个小康社会，叫做中国式的现代化”（《邓小平文选》第３卷，第54页）。这些阐述表明，邓小平强调的“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有两层含义，即“适合中国情况”和“建成小康社会”。当今习近平总书记所讲的“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同样强调要“适合中国情况”；同时也要看到，“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既是积极克服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式的现代化前进道路上出现的代价，又是明确对接“新时代”的，其目标是指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习近平，2021年，第13－14页）这里，“两个创造”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并推动“五大文明”之“果”，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并推动“五大文明”是“两个创造”之“因”。“五大文明”协调发展是党的十八大以后提出的概念和论断，是对改革开放之初实践上那种相对注重物质财富增长和人民基本需求满足的“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的推进和拓展。三是相对于中国现代化发展在世界现代化发展进程中的地位而言的“新”。在世界现代化发展进程中，过去我国存在邓小平所讲的“被开除球籍的危险”，用学理话语表达，就是“世界失我”；在总结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我们“确立自我”，在中国实现现代化道路问题上具有了中国自主性，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而且这条路走得通、走得快、走得稳、走得好、走得宽，使中国大踏步赶上了时代，赶上了世界现代化发展潮流，用学理话语表达，就是“世界有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们进一步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为人类实现现代化提供了新的选择，为人类对美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了中国方案，为世界实现现代化发展开辟了一条具有光明前景的新路，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参见《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３卷，第８-9页）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打破了世界现代化问题上的“话语霸权”，也在一定意义上蕴含“世界向我”的趋向。从“世界失我”到“世界有我”再到“世界向我”，表明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在世界现代化发展历程中不断彰显步步提升的新地位，也彰显了中国实现现代化的“世界性意义”。就此而言，提出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具有独特的历史内涵和存在的特殊价值。

　　今天又提出“中国式现代化”。这进一步推进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既体现在它跳出了仅从道路来谈中国式现代化，而拓展为从更为广阔的道路、理论、制度、文化等层面和维度来理解和把握中国式现代化；又体现在它把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实践经验上升到理论建构，初步形成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新的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也体现在我国由过去在现代化问题上的“话语依赖”走向今天的“话语自主”，掌握了中国实现现代化问题上的“中国话语权”。这有助于中国实现现代化的“理论建构”。

　　在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实践历程中，我们从走自己的路的“自主性”，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内涵式”，到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世界意义”，再到中国式现代化的初步“理论建构”，这一连串的创造性推进拓展，就集中体现为成功创造和建构起了中国式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就是这样成功创造出来的。

　　三、从实践经验到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的初步建构

　　在探索和实践基础上创造突破和成功推进的中国式现代化，需要进一步作出理论上的阐述和论证，从总体上建构起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这正是党的二十大报告的一个重大贡献，从创新突破、使命任务、性质方向、共同特征、中国特色、本质要求、重大原则等方面，总体上初步建构起中国式现代化的新的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

　　１.创新突破。这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生成逻辑，主要回答中国式现代化就形成而言“由何而来”的问题。对其生成逻辑，我国理论界还缺乏系统深入的分析研究。

　　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长期探索和实践，是党成功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的“基础”，这就保持了中国式现代化同“长期探索和实践”的历史连续性，但它还不是中国式现代化“主体本身”。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突破”，就聚焦和提升为“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这就阐明了中国式现代化“主体本身”同“长期探索和实践”的关系，表明了“质的创新突破”或飞跃。（参见习近平，2022年，第22页）换言之，以质的创新性突破且成功推进拓展中国式现代化“主体本身”的历史起点，是新时代这十年。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长期探索和实践，主要是为这种质的创新性突破且成功推进拓展中国式现代化“主体本身”提供基础。党的二十大报告对中国式现代化的系列重要论述，都是对接“新时代”即强国时代这一历史方位，“新时代”创造性且具有质上的突破性成果，就是成功推进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主体本身”，其目标是“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新时代以来，党在已有基础上继续前进，不断实现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突破。集中体现在：

　　（１）实现“整体转型升级”，这是创新突破、成功建构中国式现代化的第一个鲜明标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要实现的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同上，第22－23页）这五个“中国特色”即本质特征都是逻辑对接“新时代”的，主要是从“新时代”强国建设所推进和拓展的现代化来讲的，直接目标是指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对改革开放之初所讲的“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来说，是一种整体转型升级。一是新时代中国实现的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这是对新时代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国情、条件、现实基础、难度和贡献的深刻认知。从主体和目标看，我国是十四亿多人口整体迈进现代化社会，中国实现了现代化就对人类实现现代化贡献很大，一定意义上可以改变世界现代化的版图；从实际和过程看，十四亿多人口意味着，中国式现代化取得的巨大成就除以十四亿多人口，享受现代化成果之平均值就相对较低，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乘以十四亿多人口，遇到的困难就大难题就多，因而艰巨性和复杂性前所未有；从路径和方式看，发展途径和推进方式必然具有自己的特点，不可照搬西方（其合理之处是需要学习借鉴的，如科学化等），最关键的是要充分发挥亿万人民群众的创造伟力；从意志和定力看，要保持历史耐心，坚持稳中求进、循序渐进、持续推进。这种认知自觉在改革开放之初是达不到的。二是新时代中国实现的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超越了改革开放之初我们所注重的让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富裕理念和思路。三是新时代中国实现的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超越了改革开放之初一些地方那种多注重社会物质财富积累而忽视人的精神世界丰富的片面发展方式。四是新时代中国实现的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注重绿色发展，超越了改革开放之初一些地方那种经济发展以牺牲自然环境为代价的发展模式。五是新时代中国实现的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更加强调以中国的新发展为世界提供新机遇，注入新动力，更加强调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以求“以中国发展贡献于世界”，促进合作共赢，这对改革开放之初相对注重在“维护世界和平中谋求国内发展”，是一种推进和拓展。此外，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更加注重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致力于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全面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即解决“强起来”的问题，这对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相对注重提高社会生产力、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相对注重解决“富起来”并建设建成小康社会来说，是一种推进和拓展。这表明：中国式现代化继承又推进和拓展了改革开放之初的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在理论和实践上的最大且最成功的创新突破。

　　（２）中国式现代化从“现代化在中国”走向“中国式现代化在世界”，如前所述，它彰显了“世界有我”乃至“世界向我”的存在，这是创新突破、成功建构中国式现代化的第二个鲜明标识。起初我们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相对侧重于国内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也注重为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提供新的途径，为人类实现现代化提供新的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３）从实践经验到重大论断再走向理论建构，这是创新突破、成功建构中国式现代化的第三个鲜明标识。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提出“中国式现代化”概念，但对其理论内涵未展开系统阐述。党的二十大报告第一次对中国式现代化作出了系统的理论阐述并初步建构起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

　　２.使命任务。这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目标逻辑，主要回答中国式现代化就目标而言“要干什么”的问题。

　　“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习近平，2022年，第21页）把“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为党的中心任务，意味着中国式现代化是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这是我们在长期探索和实践中得出的至关紧要的规律性认识。“规律性”，意味着中国式现代化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因果上的内在本质联系”，体现的是社会主义建设规律。我们无论搞革命、搞建设、搞改革，道路问题都是最根本的问题，是第一位的问题。为解决这个最根本的问题，我们党积极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其中最根本的创新成果，就是找到了中国实现现代化的正确道路。历史和实践表明：我们之所以能够创造出人类历史上前无古人的发展成就，找到一条正确道路是根本原因。把中国式现代化同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本质上联系起来，意味着中国式现代化蕴含使大国成为强国的“强国逻辑”。

　　３.性质方向。这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政治逻辑，主要回答中国式现代化就政治而言“由谁领导、具何性质”的问题。

　　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领导直接关系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方向、前途命运、最终成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纲要（2023年版）》，第55页）党的领导决定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性质，只有毫不动摇坚持党的领导，中国式现代化才能前景光明、繁荣兴盛。这实质上谈的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性质方向和政治基础。从毛泽东所讲的“中国工业化”，到周恩来所讲的“四个现代化”，经邓小平所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再到习近平总书记所讲的“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都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不断探索和实践所取得的重要成果，不仅都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而且坚持社会主义方向。“中国式现代化”同样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党的二十大报告所讲的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本质要求”“重大原则”等，都首要是基于这一性质方向和政治基础来确定的，离开这一点，其他都无从谈起。

　　４.共同特征。这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统一性”逻辑，主要回答中国式现代化就现代化而言“是什么”的问题。

　　中国式现代化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参见习近平，2022年，第22页）就是说，中国要走向现代化，与世界各国现代化一样，从静态讲都蕴含现代化的一般要素，从动态讲都要遵循现代化一般规律。这是前提，也是中国式现代化融入并影响人类实现现代化进程的前提。正如列宁所说：“个别一定与一般相联而存在”，“任何个别（不论怎样）都是一般”。（《列宁全集》第55卷，第307页）

　　从一般要素讲，在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的社会结构变迁进程中，必然注重工业化、城市化、全球化，注重市场经济、科学技术，注重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自由平等。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从总体上也注重这些一般性要素。

　　究竟如何揭示世界现代化发展的一般规律？这是学术界还需要进一步深究的一个重要理论问题。世界现代化发展的一般规律，窃以为从动态和纵向上遵循的是“现代化起飞阶段相对注重发展动力、持续运行阶段相对注重发展的平衡和谐、当动能不足发展失衡时要注重治理”的发展规律。中国式现代化也遵循这种一般规律。在改革开放之初，首先注重的是激活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动力，强调解放思想、解放人、解放生产力，强调敢闯敢干、敢为人先，杀出一条血路。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进一步发展进程中，一定程度上出现了发展不全面、不兼顾、不平衡、不协调、不和谐的新情况新问题，我们党提出的科学发展观特别强调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是直奔解决这种新情况新问题而去的。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发展步入新的历史方位。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是全面深化改革，其总目标就是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就把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问题推到了我国历史发展的前台，着重强调“治理”的现代化。

　　５.中国特色。这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多样性”逻辑，主要回答中国式现代化就中国式而言“是什么”的问题。

　　“一般只能在个别中存在，只能通过个别而存在”，“任何个别都不能完全地包括在一般之中”。（《列宁全集》第55卷，第307页）中国要走向现代化，更要符合本国实际，具有本国特点。五大“中国特色”深刻揭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科学内涵，揭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本和源、根和魂。从学理上，可以从五大基础深化对其本质特征的理解：

　　（１）政治基础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内在要求它应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

　　（２）现实基础是人口规模巨大。正因为人口规模巨大，所以必须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使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走和平发展道路，否则，如果出现两极分化、物质主义膨胀的单向度发展、掠夺和破坏自然资源，这对十四亿多中国人民来说将是灾难。

　　（３）哲学基础是“主主平等”。西方现代化以两极分化、单向度发展、掠夺自然资源和殖民主义扩张为本质特征，其哲学基础是“主统治客”，它把资本家当作“主”，把工人当作“客”，正如弗洛姆指出，资本主义制度中的一切经济活动都围绕利润而旋转，这种“以利润为取向的社会”和“重占有的生存方式”，本质上使人的劳动能力成了抽象的金钱活动（参见弗洛姆，第75、87、88页）；把人类当作“主”，把自然当作征服和掠夺对象的“客”；把西方世界当作“主”，把非西方世界当作“客”，它使“东方从属于西方”（《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１卷，第４０５页）。中国式现代化的哲学基础是“主主平等”，强调全体人民在实现共同富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齐头并进，以及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世界各国之间的关系上的“主主平等”。因为中国式现代化力求克服西方现代化的弊端，包括中国实现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代价，所以它从哲学范式上既区别于又高于西方现代化，能够为人类实现现代化提供具有光明前景的新的选择，由“东方从属于西方”历史性地转向“中国式现代化为人类实现现代化提供新的选择”。

　　（４）理论基础是新发展理念。贯彻新发展理念是新时代我国发展壮大的必由之路，这是我们在长期实践中得出的至关紧要的规律性认识。贯彻新发展理念对中国式现代化提出了本质要求：协调发展要求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绿色发展要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开放发展中我们必须走和平发展道路，所追求的目标就是世界和平发展、合作共赢；共享发展要求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创新发展可以破解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难题。人口规模巨大是中国实现现代化的起点，体现的是一种国情和条件，其特点是人口多、起点低、难度大，其艰巨性、复杂性前所未有，发展途径和推进方式的独特性前所未有，唯有创新，方是出路。

　　（５）时代基础是“强国时代”。我们是在新时代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时代背景下提出中国式现代化及其本质特征的，其目标追求及实质就是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为人类实现现代化提供新的选择。其中蕴含的就是，使我国发展壮大或使大国成为强国即实现“强起来”的“强国逻辑”。

　　６.本质要求。这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逻辑，主要回答中国式现代化就实践而言的“目标愿景”问题。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高质量发展，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习近平，2022年，第23－24页）要理解和把握其背后的道理学理哲理，笔者曾认为现在更加强调，可以从三方面入手：

　　（１）“本质要求”何意？本质特征和本质要求既区别又联系，二者都是“本质性”的，这是共同点，但“本质特征”属于对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规定，是中国式现代化之所以成其为中国式现代化（得以存在）的本质性根据，离开其根据，中国式现代化就不再是中国式现代化了，它属于“属性”范畴；“本质要求”则是“本质规定”在实践推进中需要实现或落实的目标要求（实践愿景），属于“实践”“实现”范畴。

　　（２）九大“本质要求”体现的是“什么逻辑”？它们是按照“总体－五位一体－共同体”的逻辑思路来讲的：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属于“总体”，管全局、管根本、管引领；实现高质量发展，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属于“五位一体”，是分别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五大领域来讲的；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属于“共同体”，注重“共同”。

　　（３）把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放在最后位置“意味着什么”？实现高质量发展，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新”之所在，一定意义上可以看作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基本内涵。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高质量发展，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既区别于西方文明，也为人类文明发展指明了方向、展现了光明前景。

　　７.重大原则。这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保障逻辑，主要回答中国式现代化就遵循和方略而言的“怎样干”问题。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是一项前无古人的开创性事业，必然遇到各种可以预料和难以预料的风险挑战、艰难险阻甚至惊涛骇浪。因此，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中，必须增强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牢牢把握五个“重大原则”，即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坚持发扬斗争精神。（参见同上，第26－27页）这里，人们从学理上关注的问题是：

　　（１）何谓“重大原则”？“重大原则”也属于“实践”“实现”范畴，旨在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根本遵循和总体方略。

　　（２）五个“重大原则”具有怎样的逻辑结构？它们分别回答在谁领导下，依靠谁又为了谁，需要采取何种路径方略，“动力之源”何来，应以什么样的“精神状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重大考验和风险挑战。因而，它聚焦解决的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前进道路上的领导主体、目标追求、路径方略、动力之源和精神状态问题。

　　（３）五个“重大原则”的目的及其实质是什么？它既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根本遵循和总体方略，也是应对前进道路上重大考验和风险挑战的“根本保障”和“定海神针”，它们分别提供领导保证、力量保证、道路保证、动力保证和精神保证。

　　综上所述，可以从中提炼概括出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的总体框架：历史方位是“强国时代”；根本问题是“如何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哲学根基是“主主平等”；分析方法（解释框架）是“坚持统一性和多样性统一”；核心理念是“坚持人民至上”；体系主干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世界谋大同、为中国共产党人谋强大、为马克思主义谋生机”；体系支干是“本质要求、重大原则和重大关系”；原创贡献是“自主创造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创新发展２１世纪马克思主义奠定基石”。

　　（作者系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一级教授，中央党校专家工作室领衔专家，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会“21世纪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会长。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央党校原校委委员、中央党校副教育长兼科研部主任）